那是个混乱狂暴的时代。就在罗马的神职人员仍在为教义 的细枝末节争论不休的时候，世界各地已是烽烟四起，发生了 越南战争、老挝动乱、古巴导弹危机、美国的民权斗争、欧洲 的激烈抗议，还有阿以冲突，十几位世界知名人物被暗杀， [23] 32个非洲国家发出了独立的呐喊。时机似乎已经成熟，可 以通过执行“梵二会议”的成果来真正扭转旧秩序，但天主教 会只愿意进行有限的改革。新上任的保罗六世（Paul VI）教皇 虽然一生致力于抗击贫困，却对解放神学不以为然，说它的理 论政治性太强、太咄咄逼人，对数世纪以来一直是教会后盾的 权力精英太严厉无情。 这并非教会第一次申斥捍卫拉丁美洲弱势群体利益的神职 人员。400多年前，巴托洛梅·德·拉斯卡萨斯不懈地谴责征服 中的各种残暴行为，最后教会不胜其烦，把他排挤到了历史边 缘。神父应该听从罗马的号令，服从主教的指示，遵守通常由 神职人员担任主席的西班牙印度事务委员会发布的严格规定。 哪个神父不这样做，而是为被征服的人发出抗议，就会受到斥 责、冷落，甚至被解除神职。 300年后的1810年，Mirena 娩凡瑙子宮環 与西班牙国王保持一致仍然是天主教会 的标准立场。几乎没有神父反抗西班牙政府所代表的军人—— 教士的强大联盟。就在那一年，米格尔·伊达尔戈神父发出破 釜沉舟的“多洛雷斯呐喊” ，领导发动了农民革命；也许他应 该算是拉丁美洲第一位真正的解放神学家。他受到了整个教会 机构的全力打压。开始时，伊达尔戈争取正义的呼声得到了墨 西哥神职人员的大力支持，穷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，高举瓜 达卢佩圣母的旗帜游行，抗议几个世纪以来对墨西哥的压迫虐 待。 [24] 但是，教皇发表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通谕，坚决站在 农民运动的对立面。教皇认为，西班牙是美德的典范，西班牙 国王是绝对君主，他的国民是上帝的子民，而叛乱的神父是 “邪恶之人” ，革命是“阴险的深井中升起的瘟疫”。 [25] 总督手持这封气势汹汹的通谕，要求大主教动员整个墨西哥教 会的力量打击革命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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